1948年放大炒股资金，卫立煌乘坐飞机来到了葫芦岛，见面之后，杜聿明询问道：“我不是让你一人来吗？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人呢？”
1955年春，一架飞机稳稳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。卫立煌带着家人走下舷梯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像卸下了背了半生的重担。从香港到广州，再到北京，这段路走了好几年，此刻终于到家了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曾经官至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的将领，为了这一步，几乎把命都押了上去。
时间往回拨十年。抗战胜利那会儿，卫立煌心里并不踏实。他见过太多战场的生死，也见过官场的腐朽，打日本时大家还能拧成一股绳，可枪声一停，老蒋的心思就全转到消灭异己上去了。
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，卫立煌被蒋介石派去欧美考察军事，实际上是被晾在了一边。他看不惯南京那套权斗，更不愿把枪口对准曾在抗日战场上并肩作战的人。早年间，他就和共产党人有过接触。
1938年在山西主持抗日时，他曾访问延安，亲眼看到那里的官兵平等和百姓动员的热烈场面。毛泽东和他促膝长谈，朱德也与他推心置腹，那番景象让他受到极大触动。
后来他还曾下令拨给八路军一批子弹和物资，为此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，只是当时正值国共合作，才没有深究。这种种经历，让他从心底里抵触打内战。
可蒋介石偏要用他。1948年初，东北战场已经烂到了骨头里，陈诚把局面搞得一塌糊涂后溜之大吉，老蒋硬是把卫立煌推上了东北“剿总”司令的位置。卫立煌一到沈阳，就发现局势远比他想象的糟糕——长春被围，锦州吃紧，部队士气低落。
他主张集中兵力固守沈阳等大城市，等待国际局势变化，这其实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拖延办法。蒋介石却一天几道手令，催他打通沈锦线，把主力撤到锦州去。两人隔着千里电报线吵得不可开交。
蒋介石骂他缩手缩脚，他心里也窝火：打仗不是在地图上画箭头，兵员、粮弹、天气、士气哪样不考虑？这种越级遥控，等于捆住前线将领的手脚，却要他们承担失败的全部责任。
那年10月，蒋介石又令他到葫芦岛与杜聿明会商军务。卫立煌清楚，自己身边这些跟了多年的参谋、副官和卫士，单独留在沈阳恐怕会遭人暗算——那时南京对“不可靠”将领身边人下手的例子已经不止一桩。
他索性把三十多号人全都带上了飞机。杜聿明在葫芦岛码头见到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，十分意外，忍不住问怎么带这么多人来。卫立煌没有多讲，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句身边人搁在哪都不放心。杜聿明便不再问了，他当然明白这话背后的寒意。
东北全境失守后，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。1948年11月，卫立煌被撤职查办，南京连发急电催他去“述职”。周围人纷纷劝阻，说这一去凶多吉少，张学良就是前车之鉴。
但他一生讲究个敢作敢当，觉得若是不去，反让老蒋抓住把柄坐实他的“通共”嫌疑。他还是飞去了南京。一下飞机，没有欢迎的官员，只有大批特务。他和家人被送进一处住所，门外日夜有人荷枪把守，实质上就是软禁。
转机出现在1949年初。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下野，李宗仁代理总统，为表开明，下令撤走一批政治软禁的特务。卫立煌门外的看守一夜撤空。他哪敢有片刻迟疑，立即通过几位故交的帮助，携家眷悄无声息地离开南京，经广州渡海到了香港。
香港那时的复杂程度一点不亚于南京。国民党特务遍布港九，不少脱离蒋政权的人士都死在暗杀之下。卫立煌刚到不久，他的好友杨杰就被特务刺杀于住处附近。这件事把他惊出一身冷汗，从此深居简出，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。
蒋介石不死心，换了个手段，接二连三派他昔日的旧部上门，许以高官厚禄，劝他去台湾。卫立煌一概回绝，他太了解蒋的做派了，承诺不过是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纸。
可是总困在香港也不是办法，前途一片灰暗。就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，中共方面辗转托人给他带去了消息。先是周恩来通过关系传话，表示欢迎他归来，过去的事情绝不追究。
接着，已经定居北京的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也给他写来信件，劝他回国参加建设。这些真诚的召唤，让卫立煌认清了方向。他下定决心：北上。
国民党特务自然嗅到了风声，在他住处周围加派了人手，几乎昼夜监视。卫立煌知道，再拖下去可能再也走不了。
1955年除夕，趁着香港满城爆竹喧天、特务防备稍微松懈的空当，他用重金买通看守，带着家人从后门离开，几经改换车辆路线，在有关方面的周密接应下安全进入广州。随后，他们搭上飞往北京的飞机。
飞机穿越云层向北飞去，卫立煌靠在座椅上，许多年的惊涛骇浪像在眼前过了一遍。从延安窑洞里的灯火，到东北雪原上的炮声，再到南京软禁的沉闷、香港暗夜里的杀机，这条路走得实在太久。当机身终于停在平坦的跑道上，他知道，那片宽广的土地再也不会让他颠沛流离了。
后来他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放大炒股资金，用余生为国家的巩固和建设尽了一份力，当年那个不愿把枪口对准同胞的将军，终于回到了自己选择的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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